试论喉舌意识与新闻态度的辩证关系

试论喉舌意识与新闻态度的辩证关系

栾轶玫

新闻态度是个体对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是个体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结构。新闻态度与新闻行为不同，态度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较固定的、较一贯的反应，表现为一种倾向。新闻态度有以下特性：

社会性——新闻态度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形成的；

针对性——新闻态度总是指向一定的新闻对象，如一定的人、一定的事；

间接性——新闻态度无法直接观察，只能从外显的新闻行为（新闻实践）中反映出来；

稳定性——新闻态度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个体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受到新闻态度的调节。

新闻态度作为个体的内在心理结构，由三种因素构成：

认知因素——即对新闻对象的认识、理解和评价。

情感因素——指个体对新闻对象的情感，包括好与恶、尊敬与轻视等。

意向因素——指个体对新闻对象的反应倾向，如意图、习惯等

一、喉舌意识是新闻工作者行为意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喉舌意识与行为意向

套用米卢的一句传播广远的话“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表明，态度对于人的行为指向与结果的重要意义。决定态度的又是意识，进而言之，有什么样的意识观，意味着有什么样的态度，态度又决定着人们下一步的行为。

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不论是否公开承认，新闻事业实际上都无可避免地印有阶级的烙印，代表某个阶级、某个政党、某个财团进行社会发言，抢占“话语权”，巩固“话语权”，借此对社会施加影响。

为什么说喉舌意识是新闻工作者行为意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喉舌意识”、一个是“行为意向”。

“喉舌意识”包含主、客观两层意思：一为“是谁的喉舌？”，二为“替谁说话？”。马克思学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事物、任何关系无不深深地带有阶级烙印。也就是说，社会事物、社会关系都与阶级性密不可分。新闻事业也不例外，只要有阶级存在，它就必然隶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喉舌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新闻事业在阶级社会的一种客观属性”； “喉舌意识”除了表明客观存在外，还有主观层面的意思：即“喉舌意识”具有主观层面上的“替谁说话”的含义。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存在，它客观上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具体到新闻事业内部的每个环节，为了能更好地代表各自己阶级进行社会发言，必然主观上要具有一种“替自己所属阶级说话”的愿望——这就是关于什么是“喉舌意识”的一种主观层面的解读。

“行为意向”是一个心理学术语，通常可以理解为，行为意向是促发行为的内在心理倾向，它是人们在行动之前的一种综合心理状态，是行为产生的心理背景。它通常是个体情境、社会情境在个体心理中的投射与沉淀。

行为意向是个体行动之前的一种综合心理状态，对于新闻事业而言，具体到新闻事业的每一个链条：内容制作、技术实现、协调管理；具体到新闻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采访——编辑——播出——传输；无论新闻工作者的个体行动，还是集体行动都具有一定的心理背景，这种背景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与其他偶发行为的心理背景不同，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意向表现为更多的稳定性特质，这种特质具体来讲就是“喉舌意识”。

中西两种新闻观与“喉舌意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喉舌意识”

马列新闻工作者从来都承认新闻事业具有阶级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办报办刊都必须具有“喉舌意识”。下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对于“喉舌意识”的一些重要论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喉舌意识”是如何对新闻工作发生作用、产生影响的。

一）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影响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写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

１９５７年７月份，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４４４页在这之前，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报纸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2]

邓小平把新闻看作精神产品，把新闻业列入意识形态部门。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６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即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实。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对新闻下的定义。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陆定一提出了这一新闻定义。经过５０多年的实践检验以及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多次辩论，表明这是比较准确、比较科学的，“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

这一新闻定义，同认为新闻、新闻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属于精神生产的论点相一致。由此产生了新闻怎样反映客观事物真相的问题；新闻在客观性基础上，必然产生倾向性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新闻倾向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党性、政治性等。于是，出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维护新闻真实性；坚持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及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系列原则方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产品，比如报纸的商品属性日益明显。但是，商品性不是它的本质属性。报纸的本质属性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二）人民报刊的使命是“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马克思在法庭上严正驳斥对《新莱茵报》的控告。他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5]

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闻事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新闻报道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实际情况，作为决策的依据；再把党和政府的决策及时广泛地进行传播，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党和政府的决策。新闻报道反映群众和引导群众，都是为人民服务。[6]

三）“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新闻、新闻业具有阶级性。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7]　　

江泽民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的讲话中指出：“在国际上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情况下”，新闻“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8]

四）坚持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１８４２年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党派的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范畴”。 [9]

１８４９年１月，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10] 后来，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是党的旗帜，党的报刊的任务是阐发和捍卫党的原则。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９日，在邓小平的肯定下，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着重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增加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11]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８日，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但是，近几年来，有的人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竟然发生了疑问，有的甚至主张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2]

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办和领导的新闻事业，在新闻活动中体现党的思想意识、思想方法、政治主张、组织原则的行为准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反映世界，影响世界，处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

西方新闻理论与“喉舌意识”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马列新闻工作者从来都不讳言新闻工作本身具有阶级性，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喉舌意识，应服务于他的阶级、他的政党。具在马列新闻工作者眼中，坚持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坚持了人民性，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与此相反，西方新闻理论一般都回避“新闻事业具有阶级性”这一事实，以一种技术与理念层面上的“新闻自由”掩盖自身的阶级属性。

如西方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力鼓吹新闻自由，新闻事业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他们将新闻的客观、公正看作是绝对、超阶级的。

然而不承认并不代表能够否定新闻事业阶级性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其实，回顾美国新闻史就能看出，在西方，报纸等舆论工具长期以来曾一直是阶级发言的工具。从18世纪70年代美国获得独立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报业中一统天下的是政党报纸。这一时期政党报纸的办报模式可称为“政论模式”，报纸曾一度沦为党派争斗的工具，它不是客观地反映、代表公众舆论，而是集团意志、利益的表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在内容选择上，新闻性是次要的，党派利益是最高标准。

随着西方新闻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这种“政论报纸”为社会淘汰，一种全新的以“新闻为主、经济独立、政治中立”的“信息模式”报纸应运而生，首推各类“便士报”，这种报纸确立了新闻在报刊内容上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客观主义报道手法大其道，客观主义新闻理论也一时拥有广大市场。这里之所以提及“客观主义理论”，是因为正是由于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西方新闻报道大量使用“客观主义”手法，从而在表象上模糊了新闻事业与喉舌意识的密切关联，造成一种西方新闻报道更客观、更公正的假象”，这种“客观主义”报道手法的普及应用，使得西方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更隐匿、更具欺骗性。

例如，西方新闻工作者曾对客观性原则做了如下注解：1）要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的“战略步骤”；2）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3）直接用引导指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4）首先依照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13] 实际上，西方新闻机构在具体的操作中也是遵循了上述原则的，因此我们在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一些客观引用、正反观点，他们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更讲求艺术性，以一种客观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见。但这不等于说西方新闻事业不代表阶级利益，实际上，西方新闻机构也是阶级“喉舌”，也要面对“是谁的喉舌”和“替谁发言”的问题。

由于“政党”、“财团”、“广告商”“公众舆论”等社会控制的存在，不管承认与否，西方新闻机构终究也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舆论工具。

这种“喉舌功能”在突发事件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下面以美国遭遇911事件时为例进行说明。在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对于其新闻机构采取了如下控制，有五件事可以看出西方鼓吹的新闻自由的虚假性与偏面性：

第一件事当数美国政府惩戒不听话的美国之音。据报道，美国之音访问阿富汗塔利班的领袖奥马尔原定于九月二十一日播出。美国国务院警告不要播出。美国之音不理政府的反对于九月二十五日公开播放了这段访问。作为美国之音老板的美国政府毫不手软地实时给予惩罚：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和主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国际广播局局长康尼夫被撤职，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的经费预算二百多万美元也被删除。

第二件是美国传媒配合总统布什在参、众两院的演讲“天衣无缝”。美国电子传媒播发的画面给人们看到的是多么“热烈鼓掌的场面”，穿插在不断站立鼓掌之中的，是一个个被刻意安排的各种人物的“亮相”，其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非常感人”。整个过程就像是荷里活的大导演编排出来的一样，绘声绘色，井然有序。这是典型的“鼓掌文化”。

第三件是美国情报人员受到传媒的特别“保护”。美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这次恐怖大袭击，美国情报部门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一点连普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美国的主要传媒却对此视而不见，手下留情。据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影响美国反恐怖主义部署。

第四件事是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从业员被炒鱿鱼。《得克萨斯城太阳报》的专栏作家汤姆`卡廷批评布什总统在袭击事件后没有立即返回华盛顿，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的丹尼斯?马克也撰文指责布什在袭击事件后“仓皇逃跑”。这两家报纸后来在压力之下公开道歉，两位写文章的人也丢了饭碗。

第五件事是美国传媒对美国股市停市七天抱肯定态度，对美国复市前减息和向金融体系注入数百亿计美元，官员要求人民“爱国”不要出售股票持支持态度，没有人指是干预“自由市场运作”。[14]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新闻自由”包含着政府做出必要干预的“自由”，包含着政府惩罚不听话的官方传媒的“自由”，包含着传媒有效地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义务，还包含着拿走批评政府的新闻从业员饭碗的“自由”。这里，新闻并没有所谓“绝对自由”。

喉舌意识在新闻工作者行为中的具体体现

新闻是对世界的重构

我们说，新闻不是对世界的绝对真实的反映，而是对世界的重构与摹写。理解新闻是对世界的重构，我们可以从宏观、微观两方面来看。

宏观，就是将新闻事业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来考察，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因为新闻事业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制约着这个社会的新闻事业发展水平。新闻事业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它必然是对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与摹写。

此外，我们知道，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新闻事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法律、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着社会政治、文化、法律等各方的事件。

考察新闻事业就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社会情境中考察。每一个新闻事件都自觉不自觉地会带着这个时代、这个时期，甚至是这个地域、这个民族的烙印。新闻对世界的反映必然是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种重构与摹写，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纯客观反映。

微观，我们则从传播过程来考察新闻是如何被重构的。

根据拉斯韦尔理解的传播要素——“传者、信息、受者、传播介质、反馈”。我们这里考察一条信息在经过“传者、受者、传播渠道”等各环节过程中是如何被重构的，从而有助于理解新闻不是对世界的绝对真实反映，而是一种重构。

1、传者对新闻的重构：因为每个传者不同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包含了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情境，其中，传者隶属的具体的传播机构在传者对新闻重构过程中影响很大）、不同的个人情境，使得他们即使针对同一条新闻事件，也会做出各有差异的判断与反映；即使是在同一个传者身上，他每次处理新闻时心理状态的差异性也会导致他们很难做出一致的判断；正如《纽约时报》总编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们的编辑每天从上万条稿件中选出几十条稿件，有些提供给当地媒介机构，有些提供给外国通讯社，有些是提供给全国读者的，其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总编所言即是新闻工作者是如何剪裁自己遭遇的新闻素材的。传者被称为“把关人”，“把关”的过程就是对新闻的一种态度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就是新闻对世界的重构。

2、受者对新闻的重构：与传者一样，受者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或者是千差万别的群体。他们也一样受到社会综合情境与个体心理情境的二重制约。这种制约具体表现在对同一条新闻的理解上，受众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霍尔著名的“制码-解码”理论发现，受众并非按传者希望的理解新闻事件。实际上，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新闻内容。由于受众这一特性，同一新闻事件在不同受众那里又遭遇了“二次重构”，显然，受众眼中的新闻与新闻本源之间已经有了差异。

3、传播介质对新闻的重构：同一条新闻经过不同的传播介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里用一条实例进行说明。当年我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后，北京很多高校学生前往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相同的一个学生抗议场面（广播和电视所采用的是相同的一段同期声）在广播与电视里所感受的效果却千差万别。由于没有画面，广播中我们听到学生沙哑愤怒的声音“我们抗议美军暴行！”，能够感到当时的场面群情激昂；而与此同时，在电视中，还是这一段同期声，由于有了画面做补充，我们可以感到现场气氛并非想像中的那样紧张。因为声音带来的想像力强于画面，广播较比电视有更多的想像空间与重塑可能，正是由于传播介质的不同，即使相同的新闻事件也会有不同的传播效果。

喉舌意识在新闻工作者行为中的具体体现

理解了“新闻是对世界的重构”，而不是真实写照。就很容易理解喉舌意识在新闻采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喉舌意识具体到微观的新闻工作中，即是“替谁说？”“什么时候说？”“以何种方式说？”“说得如何？”，说到底，就是怎样处理新闻对世界的重构---即要考虑新闻本身的客观性，做到最大限度的客观公正；又要考虑最大可能的代表本阶级的利益，替所属阶级更好地实现社会发言。

以下所摘内容可以看出：新闻工作者在具体的采、编、播、各个环节中都渗透着这一意识，实际上，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取舌行为本身就是喉舌意识的具体体现。

令人震惊的美国新闻封锁 (2002-08-21)

中国青年报8月21日报道：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中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国际新闻封锁——“震耳欲聋的沉默”

美国属于“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讲究各种新闻的“公正”、“客观”和“多元”。可是，这些口号说到底是自由主义的理想，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无孔不入的现代商业社会，实在无法实现。另外，西方社会向来以“舆论自由”自诩，可是在商业社会中，言论的传播离不开金钱，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力更是直接与背后的经济力量成正比。如果一个人成天站在那个著名的伦敦海德公园或纽约中央公园的肥皂箱上演讲，哪怕扯破喉咙，除了被人看成精神病，其他不会有一丁点反应。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政治竞选的费用暴涨三四倍，主要便是为了购买昂贵的电视和其他媒体的政治宣传广告。无情的事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要新闻媒体，依靠其巨大的财力和其他资源，掌握着所谓“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力，通过对消息来源和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或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公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和关注。

不能不看到，在国内政治上，美国确实有其“公民社会”的良性体制，各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权势人物或集团很难长期垄断和封锁主要的国内新闻议题，这也予外人一种美国是“新闻自由”的印象。

然而，在国际议题和外交政策上，情况则全然不同。由于其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特别是长期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一般公众普遍缺乏对国际问题的知识和兴趣。小布什总统除了老布什任驻北京联络处代表时来华探亲，和在得克萨斯州州长任上访问过邻居墨西哥之外，在任总统之前居然从未出过国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外议题”上表现出和美国官方外交政策以及所谓“美国国家利益”之间惊人的一致性。美国传媒在国际问题上“政治挂帅”，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封锁新闻议题。正如西方谚语所说：“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这一“不予报道”策略，实在常常比“大讲特讲”高明许多。笔者曾经借用另一英语成语，称此为“震耳欲聋的沉默”。

中国新闻报道——“不予报道”的牺牲品

自冷战时代起，涉及中国的新闻，便常常是美国媒体上述“不予报道”策略的牺牲品。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早就卷入原西藏达赖喇嘛政府的分离主义活动，而这些活动决不是今天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和平”方式，而是高度机密的血淋淋的“武装斗争”。

1961年11月，《纽约时报》记者了解到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州秘密训练西藏“自由战士”的事实。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办公室迅速出面干预，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说服”《纽约时报》压下了这条新闻。

顺便提一下，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尼泊尔军队在得到美国默许后，于1974年将一批沦为“绿林好汉”的“反共游击队”悉数全歼。美国一手训练装备的西藏“自由战士”落了个兔死狗烹的结局。然而，美国传媒对这段“武装斗争史”的长期压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今天在西方的“和平”形象的主要基础。

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染指中亚地区产生极大兴趣，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因之展开(“大博弈”历史上原指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长期斗争)。矛头所指，不仅是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还包括中国新疆和西藏。

1998年10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富勒教授被中央情报局从一项有关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研究计划中除名。随后，富勒教授上法院控告美国政府。富勒教授是亚洲少数民族地理专家，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著称。富勒教授从一开始就指出，他之所以被革除，是因为不赞同中情局上层制订的“中国可能分裂”的路线。此事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挂帅”。

大学教授公开和中情局打官司，本是重要新闻，可是除了一年多后英国路透社一则姗姗来迟的报道，平素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极感兴趣的美国主流传媒，却对此一直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原因无他，因为这场官司会使得中情局的对华政策大曝光。

贫铀弹新闻——最精英报纸“零报道”

涉华新闻绝不是美国媒体与政府步调一致的惟一题目。一两年前，笔者曾评论美国在海湾和巴尔干地区大量使用的所谓贫化铀弹药是聚放射─生物─化学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细追究，会引起针对美国政府的严重政治、法律、经济、道德问题。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心照不宣，极力避免报道有关的新闻和事实。

不过，上述论断引起了澳门大学吴玫女士的兴趣，决定对此作一项专题研究。据她统计，从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尽管绝大多数西欧媒体不属于英语世界，却至少有195条关于贫铀弹的英文报道，仅路透社便发了38条新闻，法新社光是有关的英文新闻就有22条。

而同时期的美国主要媒体的表现，“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贫铀弹新闻上异乎寻常的缄默。《华尔街日报》关于贫铀弹新闻是零；《纽约时报》除了一条美联社消息和三篇读者来信，没有一篇自己关于贫铀弹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使用的贫铀武器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其后9年内只有两篇关于贫铀弹的消息”。

吴玫的结论是：“通过对美国传媒贫铀弹新闻的定量研究，可以证明美国主流媒体在一些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的新闻封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其封锁之严密，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美国社会富足——外交政策“小心眼”

有必要指出，美国主导的英语媒体，对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具有支配性影响。英国前殖民统治的香港和“民主化”的台湾，在国际新闻上唯英语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马首是瞻，自然不在话下。可是中国大陆一些媒体近年来日益商业化和庸俗化，在国际新闻报道上被英语传媒牵着鼻子走。许多中国网站的国际新闻，直接翻译自美国报刊和电讯。在这样的趋势下，美国主流媒体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新闻封锁，特别值得担忧。

“9·11”事件更加彰显了美国传媒的上述“政治挂帅”传统。事件之后若干敢于和华盛顿官方“反恐路线”唱反调的传媒界“异议人士”，被坚决迅速地炒了鱿鱼，便是明证。这种国内环境，使布什政府得以在国际上采取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对此，瑞典驻联合国大使肖利近日引用叙利亚出生的著名诗人阿多尼斯的评语，感叹美国社会的富足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小心眼”两者之间不相称，良有以也。 [15]

参考书目：

1、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刘京林：《新闻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新华出版社

4、叶奕乾等：《普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德）雨果.闵斯特伯格《基础与应用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6、车文博：《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科学技术出版社

7、王逢振等编：《电视与权力》——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8、 Dennis Greenberger：《Mind over Mood》（《理智胜过情感——改变思维模式，排除情绪障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9、陈仲庚、张雨新编：《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0、叶奕乾：《人格心理学》——青海人民出版社

11、参考媒体：《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新闻记者》《新闻战线》等